中国餐饮业加速规模化过程既已启动，真实的问题便是如何规模化。麦当劳与肯德基的规模化方式是否应为中国餐饮唯一目标？

　　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在其被广泛选为大学教材的专著《社会的麦当劳化》里，描述麦当劳的四大特征分别为:“效率，可计量性，可预测性和技术控制。”其核心是通过加强稳定性控制来提高效率。溯源而论，“其运作原理在根本上是基于福特主义的，即大批量生产的工业化原则”。以经济学一般批量—品种模型来观察，工业化原则下的麦当劳，因其大批量，必然“产品类型少”。非此，无可标准化。按乔治·里茨尔所论，这是与工业化相适应的一种餐饮生产模式。而它在于中国的大规模发展，也正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节奏相吻合——这种模式存在的市场条件，“一种同质、稳定的需求。由此可以提高效率、降低生活资料价格”。

　　问题是，中国饮食方式的基本风格与典型传统，一般论述都界定为，“食物原料选取的广泛性，进食选择的丰富性与菜肴制作的灵活性”。因此背景，中国菜肴的丰富性与“产品类型少”才能大批量标准化生产的方式形成难以排解的冲突。即使决定中国餐饮的前端——农副产品生产的分散化问题得以解决，中国餐饮是否可以如麦当劳般大与超大规模，仍是疑问。

　　当然，将麦当劳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与中国餐饮业断然对立，非此即彼，也并非是可取的思考向度。中国饮食之丰富，决定其业态亦复杂，即便最简单分类，也有正餐、快餐、火锅与饮品等类型。中国烹饪协会的长时段的对比数据表明:“与正餐相比，产品更易标准化的业态如火锅、快餐连锁经营步伐较快。”这意味着，从中国饮食“正餐”里抽离出来的单纯品种，更易规模化。在此结构下，思考中国餐饮业的规模化，麦当劳方式——产品类型少而超大规模是途径之一，而非唯一。如无这等客观之思索，而执著于麦当劳、肯德基之规模化方式的拷贝，中国餐饮或许将难以逆转地坠入“丰富的困境”。

　　正如餐饮业规模化集体意识生成由各种力量联合促成一样，在已经启动的规模化形成过程中，我们亦难以忽视非单纯经济性因素。比如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