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近30年的发展，中国餐饮百强企业营业额亦未有超过餐饮零售总量的9%，产业的集中度偏弱，当有可理解的基础。但是，由于前述循环的存在，原本在自由竞争状态中，自然形成的降低成本、谋求更大利润空间的规模化结果——一个经济过程，叠加了政治因素，“规模化”成为一种需要加速完成的强势的集体意识。因为更多政策研究与决策者注意到，比如餐饮与超市，当他们集约化程度提升，将成为改变分散化的市场交易为组织或企业交易模式的一种力量，这些规模化企业有自己的生产基地或签约农户，分散化的农户因此而被新的结构重新组合，风险与监管难度亦将因此降低。

　　规模化作为一种集体意识，显然是基于中国现实的应对选择，不可单纯以经济角度视之。循此理路来观察中国餐饮业的“规模崇拜”，他们所理解的“机会与竞争力”，当然只是事实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不予通盘审视，我们将难以逃离单纯经济算计之陷阱。

　　作为一种强力社会导向的规模化，运行之下，当然不是没有结果。在去年猪价上涨之际，本刊记者深入乡村调查发现，即使如传统副业的养猪，也在迅速的规模化过程中。更宏观的全国性调查亦验证记者这一发现——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去年9月完成的《当前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及影响分析》揭示:“养猪50头以上规模的养殖户的存栏增加2523万头，养猪50头以下的养殖户的存栏减少了3417.1万头。”两相比较，结果2006年底猪的总存栏数比上年减少了894.1万头。显然，猪价上涨，是分散的小规模养殖户养猪头数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更具价值的追问是，那些放弃养殖的农户去了哪里呢？

　　以大样本的人口调查作为基数，国家人口计生委完成的统计数据表明: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目前多数学者的推测数据是，现在流动农民工加上本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已接近2亿。在比较效益之下，相信那些放弃养猪的农户大部分将选择流动成为农民工。被规模化“挤出”农村的这部分农民与更多离开乡土的农民一道构成的他们的城市现实，中国社科院社会学